个大明当之无愧的富庶之地，但逃税亦是早已成风。

    且不论越来越多获得功名而免除税赋的田产，一些稍有些权力的富户简直将县官不当官，哪怕“三十税一”的税粮都不愿意缴纳。

    自古是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，但如今是“朝中有人好逃税”。不说下场毛毛雨就是水灾，三天不下雨就是干旱数月，能征税粮六成者的县官都能得到优评。

    亦是如此，纵使江浙是富得流油，拥有百万家财者不在少数，但征收上来的税粮却是越来越少。

    现在对江浙富户进行追讨，确实能够增加大明财政的收入。只是这个办法亦有弊端，那就是会致使当地官府逼迫贫穷之家，从而衍生家破人亡的惨境。

    正是如此，兵科给事中刘体乾上疏反对征收旧税粮，搬出了苏轼的观点“丰财之道，惟在去其害财者”，矛头直指老生常谈的冗吏和冗费二项。

    这冗吏并不是什么书吏，而是公务员的泛指，指那些领取朝廷俸禄的人员，即所谓的“害财者”。

    列举出来的数据亦是耸人听闻，汉代七千五百官员，唐代一万八千官员，宋代权冗至三万四千官员，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超八万员，加上文职共达十万余。

    “今边功升授、勋贵传封请封，机构添设，大臣恩荫，加以厂卫、监局、勇士、匠人等等，岁增月益，不可悉举，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。请严令各部，请革冗滥，将可减俸银无数。”

    矛头直指这些被誉为“害财者”的公务员，然而到户部进行商议这个方案时，却没有将矛头指向官员、勋贵、厂卫等，而是请汰“各监局人匠”。

    大明的工匠可分为轮班工匠、住坐工匠和军匠三大类，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地方的轮班工匠，而住坐工匠和军匠则是服务于朝廷各类衙门和军卫所。

    前者的人数众多，且是自食其力，暂且不提。而后者便是此次朝廷要“征讨”的对象，因为住坐工匠和军匠都有着月粮或直米的待遇，朝廷要进行供养。

    洪武十一年，朝廷明文规定：“在京工匠上工者，日给柴、米、盐、菜，歇工停给”

    洪武二十四年，全国经济已经恢复，进一步规定：“凡在内府役作的工匠，量其劳力，日给钞贯”。

    永乐十九年，朝廷另又发出了一个按月支粮的法令：“令内府尚衣、司礼、司设等监，织染、针工、银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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